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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价格双轨引发热议为哪般

发布时间:2021-01-21 03:18:42 阅读: 来源:挤出机厂家

中国电信(微博)集团公司监管事务部 罗明伟

近年来,我国宽带市场存在的互联与接入“价格双轨道”现象受到普遍关注,基础运营商向个人、单位等消费性客户提供的宽带接入服务与向经营性ISP客户提供的宽带流量转接服务存在很大价格差异,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宽带市场竞争与发展的焦点话题。这种现象是否合理?对我国宽带发展有何影响?结合国际电信市场情况,从经济、政策法律等层面分析我国宽带市场的“价格双轨道”(也有称作“价格歧视”)现象,可得出几个结论:国际电信市场普遍存在经营性和消费性宽带的价格双轨道现象;从政策法律层面看,在互联流量市场高度管制下,宽带价格双轨道问题凸显与多个现行政策法律环环相扣,不能简单归咎于垄断;从经济学角度看,信息产品的价格双轨道现象普遍,价格双轨道可减少搭便车效应、提高IDC竞争性和刺激加大宽带网络投资。

宽带价格双轨不能简单归咎于垄断

国内互联网流量交易市场涉及的市场主体众多,包括4家经营性的互联网骨干网运营商,即电信、联通、移动和铁通,其中铁通并入移动后仍保持独立运营,另外还有教育网、经贸网、中国电子商务网等数家非经营性骨干网运营商,以及众多规模较小的ISP及地方广电网络运营商等。其中一级流量交易市场主要发生在约10家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骨干网运营商间,流量交易通过国家三大交换中心(NAP)和直联(即两家骨干网运营商之间直接连接)进行,其中一级流量交易市场价格受到高度管制。我国明确国家交换中心NAP点流量交易价格是由监管机构制定的,直联价格则有运营商协商谈判确定,如果商业谈判出现问题,则由监管机构仲裁,因此两种结算价格实际上都受监管机构管理。我国电信资费管理是由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共同负责的,网间互联资费管理更具专业性,多由工信部制定。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不仅TIER1之间的一级流量交易市场高度发达,TIER1和TIER2、TIER3之间的二级、三级流量交易市场也高度市场化,而我国并未形成公开的二、三级流量交易市场。流量交易市场的形成首先取决于电信业务许可政策,因为电信业务许可政策决定一个市场主体是否能够具有参与流量交易市场的合法资质。

我国现行电信业务分类目录政策是2003年年初生效的,当时宽带服务刚刚起步,现有市场上持有因特网接入服务许可(俗称ISP许可)都是指过去的互联网“窄带接入服务”(监管机构曾多次确认),并不能用于宽带经营。完整的宽带经营权必须具备“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和“用户驻地网业务”许可。“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许可是公认可以参与互联网一级流量交易市场的必备资质,但对拥有用户驻地网业务许可是否具备参与二级、三级流量交易市场资质,电信业中存在很大争议。因为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规定用户驻地网经营者可以开展的是“驻地网内网络元素出租或出售业务”,因此有的认为宽带经营主体仍应该是基础运营商,如长城宽带、鹏博士等以自有品牌经营宽带涉嫌违规经营,而且政策限制用户驻地网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济南、青岛、武汉、南京、杭州、宁波、厦门、重庆、成都等13个城市试点开放,信息产业部2002年向宁夏通信管理局批复信部电函[2002]12号文件明确广电网络不能申请宽带用户驻地网资质。而事实上,众多ISP、用户驻地网经营者、广电网络公司都在涉足宽带业务经营,经营地域范围远不只政策限定的13个试点城市,因此对二、三级流量交易形成巨大需求。

由于流量交易的市场主体资格存在问题,众多经营性ISP转而利用基础运营商提供高的消费性宽带接入的“灰色手段”来转接流量,而有的骨干网运营商也由于成本原因,转而采用此手段,因此构成一个灰色的地下流量转接市场。由于消费性宽带接入和经营性流量转接存在很大价格差异,使得宽带领域的“价格歧视”问题凸显出来。而骨干网运营商则通过开展经营性高带宽接入清理活动,希望迫使其他竞争者回到正常一级流量交易市场,或以此整顿地下流量交易市场。

《关于加强依法治理电信市场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擅自为无相应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者提供接入服务的,电信监管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十条规定进行处罚。由于绝大多数宽带经营者并无合法电信业务许可,依据这一规定,基础运营商进一步收缩对众多中小宽带经营者提供经营性宽带接入,开展高带宽接入整治活动,却使地下流量转接问题更加突出。

总的来看,在流量交易市场高度管制,二、三级流量交易市场成为灰色地带的情况下,宽带价格双轨道现象形成与多个现行政策法律密切相关,很难将此问题简单归咎于垄断,因为背后诸多政策法律环环相扣,需要剖解一整套政策链环。

从国际上看,德国电信、美国AT&T公司等也曾经面临类似实施价格挤压的诉讼案件。德国电信、AT&T被指控通过压低零售价格和实行高批发价格挤压其他竞争者,结果是德国电信受到处罚,而AT&T却被法院认为不违反竞争,理由是AT&T的定价符合监管机构FCC的要求。不过德国电信、AT&T的诉讼案例与我国存在显著不同,他们被诉的是宽带DSL网元解绑转售业务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差异,而我国并没有实施DSL网元解绑和转售政策,争议的是流量转接服务,这两种业务的价格差异性质和根源都不相同。

全球普遍存在宽带价格双轨现象

从国际互联网流量结算规则看,我国互联网互联流量结算模式与国际规则大体接轨。现行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结算价格体系首先是美国确立的,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和先行者,确立了互联网“轻手管制”思路。美国要求全球互联网运营商遵从市场规则向自己单向支付流量交易费用。在互联网流量结算上,美国形成TIER1、TIER2、TIER3三级架构的交易体系,由规模小的TIER3、TIER2互联网运营商向规模大的上一级互联网运营商单向支付流量转接费用,美国这一结算体系被推广延伸到全球各地电信市场。

为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也采用了国际通行的互联网单向流量结算方式,但存在一些差别,如国外都通过商业谈判确定价格,而国内管制色彩更浓。从国际上看,基础运营商向个人、单位等消费性客户提供的宽带接入服务(DIRECT BROADBAND ACCESS)与向经营性ISP客户提供的宽带流量转接服务(IP TRANSIT)一般是由不同部门负责销售的两类不同业务,普遍存在所谓两类宽带业务“价格双轨道”现象。

例如,巴基斯坦电信PTCL向消费者提供的1Mbps宽带接入价格为每月1199卢比(约合85元人民币),而向ISP提供2M的国际流量转接服务价格为5400美元(不同方向价格略有差异),折算每Mbps价格为17000元人民币,相当消费性宽带接入价格的200倍,另外还需支付3000美元安装费。香港新世界电讯2010年8月公布的1Mbps国际流量转接服务价格为每月5850港币,安装费4500港币,而香港宽带接入价格全球属最低,消费性1Mbps宽带接入价格低于100港币,由此经营性宽带价格也是消费性宽带接入价格的50倍以上。

根据TeleGeography公司2011年第一季度公布数据,美国互联网流量转接结算价格最低,每Mbps价格大约从1998年的270美元降低至2011年的10美元以下,欧洲约为10至14美元,东京平均为40美元间,圣保罗平均约为50美元,菲律宾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悉尼则高达130美元与90美元,与我国基本相当。不过2010年8月JS&A公司总裁Jaymie Scotto曾经在一篇《摩尔定律和IP转接价格》文章中质疑美国的流量转接服务价格,称自己在担任Band-X公司总裁出售该类服务时,每Mbps 100美元的价格都很难让公司得到好看的利润。另一个特点是,国外运营商提供不同方向的流量转接价格往往不一样,提供国际流量转接价格可能远高于提供本地流量转接价格,本地转接服务大都提供穿透服务。

总体看,全球普遍存在宽带“价格双轨道”现象。美国、欧洲的流量转接服务平均价格已经低于消费性带宽价格,而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经营带宽价格仍远高于消费性带宽价格,如SPARTANIT公司目前在澳大利亚昆士兰销售的流量转接价格达160至220美元每Mbps,很多非洲国家的转接服务价格更高得离谱,如法国ORANGE公司在毛里求斯提供的转接服务高达每Mbps 1312美元。

价格双轨道可刺激宽带网络投资

从我国互联网流量交易看,顶级的骨干网运营商销售的互联网流量大部分来源于自身拥有的数据中心IDC的信息流量,其中部分地下转接流量还包括国际流量转接服务。信息流量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产品,信息产品的市场机制与传统工业产品存在很大差别,具有高固定成本、零复制成本的特点,成本收益方式也与传统工业产品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工业品的价格歧视问题看待。

骨干网运营商坚持提供经营性带宽应当收取更高价格,是认为面向其他竞争者提供经营性带宽会涉及更多数量的用户使用信息流量。可以看到,在信息产品销售中,按照使用信息的用户数量来对成本、数量等同的信息产品进行不同定价的现象很普遍。比如同样一套电影拷贝,迪斯尼公司销售给电影院的价格与销售给普通家庭用户的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在有线电视服务领域,普遍存在按照终端用户数量收取服务费的现象。在通信技术领域,现在很多技术设备商也改变传统一锤子买卖方式,改用LICENSE销售方式,同样一个通信服务软件,依据使用用户量的多少收取服务费用。类似的,骨干网运营商提供IDC信息流量也是可以被反复使用、复制的,考虑向一个宽带经营者提供1Mbps流量服务涉及成千上万用户使用,其市场价值远大于向普通商业、家庭客户提供的宽带服务,而预期付出的市场成本也高得多,因此与迪斯尼公司销售电影拷贝产品一样,骨干网运营商也倾向采用这种双轨道定价机制,来弥补自身在IDC和相关传输网络建设的固定成本支出。

美国监管机构FCC一开始决定不对互联网流量交易加以管制,目的是为了减少“搭便车效应”,刺激竞争者加快网络建设。应该注意到IDC所需配套网络建设投入成本巨大,而IDC经营收入并不高,如我国IDC业务收入仅占电信业收入不足1%,远低于宽带接入收入规模。低流量结算价格可以让中小经营者减少IDC和网络基础投入,搭便车直接竞争价值高的接入消费市场。过低的结算价格会削弱宽带经营者网络投资积极性和IDC竞争性,过高的结算价格则会导致流量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

宽带“价格歧视”问题的根源在于IDC信息源竞争。但IDC业务在我国是作为增值业务高度开放和市场化的,拥有IDC业务许可的经营者有上千家。我国宽带业务发展所需信息源分布并不均衡,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微博)拥有最大的有线互联网信息源,这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中国移动(微博)拥有最大的移动互联网信息源,广电也拥有所有的电视节目信息源,这当中有商业模式和行政机制因素影响。

在上述几种信息源中,有线互联网信息源却是最开放、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而我国移动互联网则是封闭的模式,各家自闭信息平台,不相互交易流量。电视节目信息源则是行政性封闭模式,现在跨行业信息流量交易也出现价格双轨道现象,如电信企业传送电视节目需要向节目源提供者付出费用,而广电网络企业传送电视节目却可以向节目源提供者收取费用,产生“逆向收费”的价格双轨道问题。有线电视是单向传输的信息流,只要提供一条信息源接入,就可以满足全国性服务,如果让经营性流量带宽价格等同消费性宽带接入价格,未来其他地方有线网络经营者或电信企业也应该能够以类似理由要求广电不考虑使用信息的用户数量,以非歧视价格提供有线电视信息源,但显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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